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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纯跟申时行、王锡爵这些人不一样。
内阁辅领大政，只要国朝中兴，总有一份功劳，但台谏本就有制衡首辅的职权所在，都御史压根不可能入阁。
是故，温纯想要名留青史，就得自己找事情做，就像海瑞清朗官场风气、栗在庭主持开海、李贽推演经学一样，温纯也得找到属于自己的“大略”。
眼下看来，怕是应在西南了。
温纯也不理会同僚在想什么，自顾自继续说道：“与东武王朝是战是和，尚有五军都督府研判。”
“但经营西南的内政，已是刻不容缓之事！”
他转而面向皇帝：“陛下，臣请锐意经营西南，自贵、广始，改土归流，用夏变夷！”
西南，一般指贵州，广西，云南诸省，四川也算在内，只是都蛮与土司不是一个品种，时常略过而已。
自前宋以来，羁縻地方，前元设土司，迄今数百年，皆少有经营。
哪怕本朝，西南地方的国策，亦不过镇之以静而已——税赋民生都不重要，别闹事就行。
但现在朝中的情形，显然有所不同了。
温纯言语之间，一副胸膛起伏，难以自持的模样，自有因缘。
万历六年，云南巡抚陈文遂以据敌有用入京受赏，在文华殿上，向一众君臣描绘了治理西南的图景。
在陈文遂的构想中，以“三宣”构筑外防线，以云南为内防线，“檄诸夷，抚三宣，筑城垣，镇云南”。
同时，对广、贵两地的土司“改州县，分田亩，设学校，夏变夷”，通过加速汉化，用夏变夷，来向西南推进腹心地区的目的，将土司州县化，将三宣土司化，最终达到“西南大治”的效果。
不过，在西南税赋洼地的共识下，哪怕才有缅甸入侵之事，陈文遂描绘的图景依旧没有打动诸多朝臣，反而因为太过激进，“与时见相抵悟”。
最后，只有温纯动了心。
在数日翻阅卷宗，接见西南地方门生故吏，了解地理人文之后，温纯私下会见了陈文遂。
说温纯是为国谋事也好，说是看上“西南大治，一代名臣”这张名留青史的大饼也罢。
总而言之，如今给云南巡抚陈文遂以及治理西南国策站台的，就是他温纯。
在温纯一番慷慨陈词后。
皇帝仍旧一言不发，不置可否。
群臣也见怪不怪，这两年皇帝愈发高深莫测，与会时除了开场的提纲挈领外，少有插话的时候，任由大臣们畅所欲言。
皇帝不发话，申时行只能从工作经验出发，给温纯上压力道：“诸州设流官以后，往往十余年之间，反者五六起，前后征剿，曾无休息。”
“温总宪，若是强行将西南改土归流，唯恐事有不成、拉锯反复，平白使得国帑失血。”
“届时，‘浚良民之青血，而涂诸无用之地’的骂名，怕是亦要卷土重来。”
最后这话看着像前宋士大夫会说的，实际上，这是王阳明对于西南的政见。
说句自大的话，本朝在亡天下的背景下立国，对于用夏变夷，比历朝历代都看重得多。
比起将北方蛮族随意迁徙到郡县混居的前汉、惠政过头反使地方胡化的前唐、放任西北被异族整合为西夏的前宋，也只有明朝二祖做梦都想着，将两京一十三省全部儒化为华夏子民。
但即便如此，开国的锐意一失，后人自然而然就保守起来了。
面对田氏作乱，成祖皇帝当即发兵五万镇压，建制贵州；可面对广西作乱邀官的土蛮，英宗皇帝当即表示“省我边费，岂惜一官乎”，而后大肆增设土官。
甚至王阳明这种“夷事通”，也秉持着“流官之无益，亦断然可睹矣”的态度。
究其根本，还是太难了！
改土归流，不是说说而已，牵涉土官流官权力之争，事关汉夷风俗差异，地理也限制着朝廷治理区域的延伸。
设州县之后的十余年里，往往是周而复始的聚众作乱、平叛、诏安、治理、杀官造反……
可谓是旷日持久，劳民伤财。
这种亏多吃几次之后，朝官们改土归流的意愿自然大大降低，甚至宁愿学起前宋，拒绝汉化境内领土。
如今温纯想在这种极端保守的情况下，推行西南大政，最需要说服的，就是殿内同僚们。
不仅申时行与六部同僚，连皇帝也侧目看来。
一时间，众人纷纷将目光汇聚在温纯身上。
温纯自然明白这是过不去的一遭，想将云南巡抚以及他这个左都御史的意志上升为国家意志，难度可是一点不低。
他振作神色，从容应对：“彼封建者，更古圣王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、武而莫能去之。盖非不欲去之也，势不可也，封建，非圣人意也。”
话音一落，六部同僚不约而同地看向申时行。
申时行沉思不语。
朱翊钧也越发来了兴致。
